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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項工程”，一個對現在的許多年輕人來說有些陌生的名稱。

如果把時間拉回60多年前，“156項工程”卻是頻繁見諸各級政府工作計劃和各大媒體的熱點詞匯。

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156項工程”,被公認為“新中國工業化奠基之役”“讓新中國形成了獨立自主工業體系的雛形”。

在“156項工程”中，有一個獨占其中兩項的制藥廠。它，就是坐落于石家莊、被稱為共和國的“醫藥長子”的華北制藥廠。

“156項工程”中唯一的抗生素廠

“在‘156項工程’名單中，軍事工業、冶金工業、能源工業是占比最高的項目類別。但有一個項目，在名單中堪稱獨一無二。它就是‘156項工程’中唯一的抗生素廠——華北制藥廠?！闭劦饺A藥在“156項工程”中的特殊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劇錦文開宗明義。

劇錦文告訴記者，現在已經見慣了各種抗生素的人們，恐怕很難想象抗生素在當時的重要意義——在抗生素問世以前，人類一直未能擁有高效治療細菌性感染且副作用小的藥物，如果有人被細菌感染，幾乎就意味著死亡。

直到抗生素，尤其是青霉素被發現和提取，這一局面才得到徹底改觀。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甚至把青霉素的研制放在同研制原子彈同等重要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西方實施的禁運，青霉素價格一度十分昂貴。1949年，1瓶20萬單位的“盤尼西林”（青霉素），雖然僅重0.12克，卻相當于0.9克黃金的價格。

1951年，上海第三制藥廠建立，年產青霉素幾十公斤，但仍遠遠不能滿足全國的需要。

年輕的共和國急需建立自己的抗生素大廠！

問題隨之而來——這個在“156項工程”乃至全國范圍內獨一無二的抗生素廠，應該建在哪兒呢？

“當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首都北京?！?021年12月20日，94歲高齡的華藥原經濟師劉太元在深圳的家中，向記者電話回憶起了60多年前為抗生素廠選址而奔波的那些日日夜夜。

1953年4月21日，時任山東新華藥廠生產科科員的劉太元和該廠廠長袁榮被抽調到輕工業部參加抗生素廠籌建，同時抽調的共8人。按要求，他們要先去上海第三制藥廠學習，再去北京報到。

當年6月1日，劉太元一到北京，就被調入剛成立的籌備處廠址調查組，他們的任務是：為由蘇聯援建的抗生素廠、淀粉廠選擇廠址，并收集匯編基礎資料。

劉太元告訴記者，北京作為我國政治文化中心，對建廠有嚴格限制，因而被迫放棄。同時，上海、大連、沈陽、青島等原有工業基礎較好的城市，也因為抗美援朝戰爭尚在進行、要考慮防空因素的緣故，被直接排除了。

于是，更大規模的篩選開始了。

抗生素廠和淀粉廠對廠址有一系列要求：要有豐富優質的水源，有足夠的電力、蒸汽供應，接近原料（主要是玉米）產地，要有良好的交通運輸條件，需要一定工業配套能力。

“那時候就是到處跑資料啊，跑水利部查水文資料，跑軍委氣象局抄歷史氣象數據，跑糧食部調查玉米產地情況，跑交通部、鐵道部搜集交通運輸條件……真是大開眼界！”劉太元感慨道。

在一系列調研的基礎上，佳木斯、哈爾濱、齊齊哈爾、太原、石家莊、邯鄲、西安、成都等廠址候選地被提出來了。

“石家莊地處華北糧倉，地下水資源豐富，又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更為關鍵的是，它在候選城市中距首都最近，科技交流和咨詢都很方便?！本瓦@樣，建城歷史最短、最不起眼但綜合條件最好的石家莊，成為首選方案。

1953年6月23日，由劉太元等5人組成的調查小組，來到石家莊選址。他們取得了石家莊建設局等相關各局委的大力支持，做了許多調研。

一路調查下來，劉太元一行回到北京后，厚厚幾本廠址調查報告經輕工業部報送國家計委。

1953年12月31日，國家計委正式發文批準抗生素廠、淀粉廠、玻璃廠建在石家莊，主要設備由蘇聯、民主德國供應，并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

亞洲最大的抗生素廠，開始崛起在華北平原。

這，就是后來的華北制藥廠。

舉全國之力的高標準建設

直到今天，94歲高齡的華藥原副總工程師劉劍章仍對近70年前召開的那次會議記憶猶新。

那是1953年8月初的一天，北京醫學院（現已并入北京大學醫學部）藥學系的一間小會議室內，25位應屆畢業生參加的畢業分配會正在舉行。

作為當時新中國醫學最高學府的第一屆畢業生，他們中的10位，被直接分配到當時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抗生素廠籌備處（當時還沒有確定廠址，還不叫華藥）。

“我記得，這10人中有我們的班長、支書等班干部，還有我?！眲φ轮两耠y忘被選中時的光榮和自豪，“能被選中參與國家重點項目建設，那是無上的光榮，很多同學都羨慕我們?！?/p>

事實上，自1953年6月1日起，就在劉太元等人為抗生素廠最后選址馬不停蹄奔忙的同時，國家已陸續從各地醫院和輕工行業選調管理干部、工程技術人員及班組長以上骨干429人，制藥、淀粉和玻璃行業技術骨干562人，加上一批大中專優秀畢業生，組成了堪稱豪華的創業人才陣容。

而在抗生素廠確定選址石家莊后不久，河北省也立即派出當時的石家莊市委常委、副市長沈萬山領銜擔任建廠籌備處主任，并從省內五個地區調集數十位縣級干部任中層干部參加籌備工作。

同時，國家還派出84人赴蘇聯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學習生產管理和工藝操作。在國內組織了多期俄語、德語訓練班，對新工人進行文化和專業培訓。

此外，還有1300多人到沈陽、大連、北京、上海等地的科研單位進行實習。

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如此大規模、高層次的人才選拔和培訓，可見國家當時對抗生素廠的重視程度。多渠道的培訓，也讓華藥迅速匯聚了一支較高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職工隊伍。

除人才選拔和培養外，華藥的建設規模和施工標準在當時也堪稱一流。

“156工程統共只有三個醫藥項目，華藥就占了兩個——淀粉廠和抗生素廠。在那個年代，國家為華藥投資了7000余萬元，在建廠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說是無條件支持，用舉全國之力形容華藥的建廠，一點也不為過?！闭勂甬斈杲◤S的氣魄，后來擔任過華藥副總工程師的劉劍章難掩激動之情。

“當年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都十分關心華藥項目的建設，曾表示‘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把廠子建好’。毛澤東主席也專門指出，‘你們需要搞得再快一點?！倍兰o八九十年代曾專門做過廠史調查的華藥報社原社長戴泉力告訴記者。

對全程參與華藥選址的劉劍章來說，讓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華藥淀粉廠那座72米高的工作塔。

這座建于20世紀50年代的工作塔，在后來很長時間里，都是河北最高的構筑物。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華藥商標，中間高高聳立的，就是這座工作塔。

“工作塔的建設過程在當時是很先進的?！眲φ禄貞洠谔K聯專家指導下，采用了當時先進的升模建造工藝，用巨型鋼制模板卡在工作塔上，建設一層，升高一層，“建設過程中，就有很多人好奇，這建成了得是個什么樣?！?/p>

雖然這座工作塔只相當于今天24層民居的高度，但在當年城市建筑普遍只有一兩層高的情況下，已是堪稱“高聳入云”的城市地標。

在那個年代，年輕的工人們曾以在這座高塔里工作為榮。

諸多新技術的應用和來自全國各地的支援，讓華藥建設的進度十分迅速。

1954年，3棟工人宿舍主體拔地而起。

1955年，淀粉廠、抗生素廠、玻璃廠陸續破土動工。

1956年冬，淀粉廠建成。

1957年7月15日，淀粉廠投產。

1958年3月13日，玻璃廠制造出第一批玻璃小瓶。

1958年6月3日，第一批青霉素正式下線。

……

從此，中國告別了青霉素嚴重依賴進口的局面。

菌種的國產化之路

淀粉廠、抗生素廠相繼建成投產以及第一批青霉素正式下線，無疑讓人歡欣鼓舞。

但對華藥人來說，還有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擺在他們面前——國產菌種的培育。

“如果把抗生素生產比喻成農民種莊稼的話，那菌種培育就相當于農業里的育種，種子的好壞直接決定了莊稼的產量和質量。”如今已90歲高齡的華藥原高級工程師陶靜之介紹。

作為華藥抗生素菌種從依賴進口到國產化的親歷者和見證者，陶靜之深知菌種培育的重要性。

她告訴記者，1958年華藥剛投產時，使用的是從蘇聯空運過來的菌種?！爱敃r生產青霉素的菌種需要從蘇聯空運，這不但帶來了產量不穩定的問題，還使生產成本居高不下?！?/p>

其實，早在抗生素廠正式投產前的1954年，剛從復旦大學生物系微生物專業畢業的上海姑娘陶靜之，就被分配到華北制藥廠。

由于當時華藥正在建設，她首先被派到上海制藥三廠實習。實習期間，陶靜之奔走于上海第三制藥廠和第一醫學院，一邊為菌種選育積累知識、尋找資料，一邊向師傅一步步學習菌種培育工藝。

1956年，陶靜之正式回到華藥，投入到緊張的工藝試驗中。

當時，華藥除了生產菌種要從蘇聯進口，還有青霉素小罐接種的小米孢子也要用飛機從蘇聯運來。當時使用的“蘇聯菌種”平均只有2500個單位，而且極不穩定，有時候會“顆粒無收”。

“這對我們這些年輕技術人員來說刺激很大，特別是后來我們花了3萬美元從美國進口了一種自稱1萬單位的菌種，結果經過驗證卻沒有成功，對我們的刺激就更大了?！碧侦o之回憶。

“我們搞自己的菌種行不行？”在技術和成本的雙重壓力下，陶靜之和同事們萌生出這樣的想法。

“當時，國際上抗生素工業化生產也剛剛起步，國家之間都互相保密。幫助我們建廠的蘇聯專家也反對我們自己選育菌種。他們認為，選育菌種是科研單位的事情，工廠只負責用科研單位提供的菌種進行生產，根本沒有能力進行菌種的選育。”陶靜之說。

“中國不能沒有自己的菌種?！北е@樣的決心，陶靜之和同事們開始了對菌種培育的摸索。

育種就像大海撈針，沒有量根本選不出來。陶靜之一開始篩選出的高單位菌落有150多種，可實驗室里的搖床是蘇聯笨重的鑄鐵老設備，一臺只能放36個瓶子，150多種菌全部篩選完恐怕得好幾年。

為了提高效率，負責搖瓶機檢修的工人巧妙地擴大了承載量，一下子提高了選育菌種的進度。選擇、培養、接種、擴大，這樣枯燥的過程不知道重復了多少遍，有的菌株淘汰，有的菌株晉級。

經過一年辛勤研究，1958年12月，華藥自己選育的一株青霉素新菌種誕生了，用于生產后，發酵單位提高了34.6%，立刻震動了全廠、全國。

在沒有專家指導的情況下，陶靜之憑著自己的知識、經驗和信心為中國選育出了第一株青霉素菌株，并將其命名為“XP-58-01”。這枚菌種，結束了我國菌種依賴進口的歷史。

此后，陶靜之與菌種組又相繼選育出了10個青霉素高產低耗新菌種，使青霉素的產量大幅度提升。

“華藥國產青霉素菌種的培育成功，迅速帶動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價。沒多久，曾售價數倍于黃金的青霉素，就降為幾毛錢一支。蘇聯專家對我們的發酵單位之高感到驚訝，‘老師’轉過頭來認真地抄我們的生產批報了?！碧侦o之回憶。

陶靜之的經驗促進了鏈霉素、土霉素、去甲萬古霉素等新菌種的選育，更支援了全國20多個省市的抗生素生產，開創了中國抗生素工業化生產的新紀元。

到1978年，華藥產品由最初的5種，累計增加到75種；抗生素總產量從1958年的91噸增加到1978年的1655噸，企業初步具備了自身生產規模大、成本低的基本優勢，為建成我國第一個大型抗生素生產基地奠定了基礎。

投產后的華北制藥廠，還積極承擔了全國46個抗生素廠、藥用玻璃廠、淀粉和葡萄糖廠的援建工作，分別調出配套職工1389人，無償提供技術、菌種、人員等各方面的資源。

此外，華藥還先后支援了朝鮮、越南、蒙古、羅馬尼亞等國家的藥廠建設，為推動新中國制藥工業發展和優化我國國際環境作出了巨大貢獻，被譽為“新中國制藥工業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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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新中國工業基礎的“156項工程”

“‘156項工程’是指在20世紀50年代，當時的蘇聯政府答應幫助中國建設的一批工業項目。它起于新中國成立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貫穿于‘一五’計劃和‘二五’計劃時期?！敝袊鐣茖W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劇錦文介紹。

“156項工程”中最早確定的一批項目可以追溯到1950年。

當年1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通過會談，蘇方答應幫助中國建設第一批大型工程項目50個，幫助中國進行國民經濟最重要部門的恢復和改造。

這50個項目，就是“156項工程”中的第一批項目，主要包括煤炭、電力等能源工業，鋼鐵、有色、化工等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

1955年7月3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一五”計劃草案，并予以公布。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隨著“一五”計劃的實施，在實踐中經過反復論證，156項項目中，有的項目取消，有的項目因地質勘探落后或因礦石成分復雜而推遲設計，有的由于擴大生產規模而修改設計。經過項目增減拆并，最后施工的為150項。但由于“156項工程”已寫進了“一五”計劃并先行公布了，為了方便，后來還是習慣地稱為“156項工程”。

這實際施工的150個項目的構成是：軍事工業企業44個；冶金工業企業20個，其中包括鋼鐵工業7個、有色金屬工業13個；化學工業企業7個；機械加工企業24個；能源工業企業52個，其中煤炭工業和電力工業各25個、石油工業2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

到1957年底，“156項工程”已開工的達135個，其中建成或部分建成投產的68個。經過5年的建設，我國的工業生產能力獲得了極大提高。按照當時的需要量，鋼材的自給率已達86%，機械設備的自給率達60%以上。我國的工程技術力量、工業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也都得到很大提升。

到1959年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時，我國鋼產量由世界第26位升至第7位；煤、油從第9位升至第3位；發電量由第25位升至第11位。

“‘一五’計劃的實施，特別是“156項工程”的竣工投產，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國民經濟的技術面貌和部門結構，過去所沒有的一些重要工業部門，包括飛機、汽車制造業、重型和精密機械制造業、發電設備制造業以及高級合金鋼和有色金屬冶煉等，都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了?！眲″\文認為，我國工業化的物質技術基礎由此得以初步建立。

文/河北日報記者 王思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