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20多年來班組管理一直被忽略？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市場社會的興起瓦解了集體主義的思想根基，昔日班組中高度凝結的集體意識被置換成以個人為中心的分散的價值取向。雖然班組作為一種組織形式依然存在，但聯結它的只有利益而沒有了內在的精神紐帶，大家組合在一個班組里為共同謀利而奮斗是應該的，但僅僅限止于此則是班組的悲哀。崔利的班組之所以引人注意，就在于她所管理的班組不僅僅是一個物質利益的共同體，還在于它是一個精神的共同體，這種精神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集體主義決策。

集體主義決策是中國式管理的優良傳統，團體領導人在決策中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而是征求并尊重成員的意見。我們讀中國歷史會發現，成功的領導人身邊總有謀士，即便是戰場指揮員，他賴以成功的基本力量不僅取決于戰將如云，也取決于謀士如云。中國團體領導人倚重謀士的作風實際上是一種集體主義決策的表現。與此類似，一切征求團體成員的意見集中團體成員智慧的做法，都是集體主義決策的各種不同表現形式。

但是，集體主義決策與民主管理有關但不是民主管理，民主管理是建立在表面制度上的一套規則，而集體決策是潛規則，職代會必須按照程序屆時召開，集體主義決策則沒有硬性的制度限制，管理者決策時可隨時找謀士商議，也可以自作主張，但承認個人對掌控全局往往力有不逮，更承認領導者個人即便神機妙算計謀過人而決策最終還需要經過團體成員的“再改造”才有可能落地生根，所以與其個人說了算（即便說得最好）也不如商量著說了算。

崔利處理很多事情都是商量著來的。一些職工因為加班需要倒休，而不倒休可以獲得相應的經濟報酬。要倒休還是要報酬，處理這樣一件小事，班組長當然可以自己拍板代工人做主，但崔利絕對不會這樣做，崔利要職工自己思考并選擇，最終大家都愉快地選擇了繼續上班。

“商量著來”，這是典型的集體主義決策方式。我們反思民主管理幾十年的路程，在建立制度上先后有職代會制度、民主評議制度、廠務公開制度等等，但這些制度最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了職工真正的首肯？所以，“商量著來”的集體主義決策方式實際上比民主管理制度可能更有效，因為它不局限于表面的、剛性的制度，而是融貫于一切生產過程之中。誠然工人并不都是胸懷錦繡的謀士，但在具體的事件中特別是在個人利益方面他們比謀士更能計算，與其代他們計算不如與他們商量著來。

正是一切事情，崔利都跟工人商量著來，所以縱使所討論的都是個人利益，而事實上卻形成了集體主義的思維范式，不是商量的內容而是商量的形式推動了集體主義的形成與縱橫關系的相互融合，從而有效地抵御了市場個人主義對集體意識的瓦解，并保證了崔利的班組比其他班組更具凝聚力。

（河北工人報 2010-12-22  記者 趙新月）